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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專欄】假如愛國是義務......

文章日期:2020年10月1日

2008年的暑假,港人的愛國情懷達到回歸以來的高峰。那年夏天,奧運在首都北京盛大召開,港人與內地同胞同呼同吸,既為香港選手打氣,亦為中國選手增添獎牌感到興奮、驕傲。喜的如獎牌榜節節領先,悲的如欄王劉翔因傷被逼退賽,都牽動著港人情緒,成為茶餘飯口的話題。奧運後的金牌運動員訪港,匯演門票一票難求,市民爭相一睹這群為國爭光健兒們的風采,彷彿能夠看到他們一眼,就能沾上一份國家的光榮似的。

然後,就沒有然後了。

去年的國慶日,全港因反送中而爆發大規模衝突。今年的國慶日,在港區國安法實施的陰影下,就算對港府有多大的不滿,抗爭者相信也很難再挑起甚麼風浪。國慶日,理應是慶祝一個國家的成立的大日子,然而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,卻難以因國慶日感受到極澎湃的愛國情懷。對自己坦白點,你有因國慶日而動容嗎?有感念共產黨先烈們艱苦創黨建國的辛勞嗎?再老實點,國慶日對你的意義,是否只是多一日可遠離上司老闆的假日?

這與因工作上而接觸的外國人,取態極不相同。無論是美英德法等大國、日韓等近鄰,抑或是來自比利時、立陶宛等小國的同事,幾經接觸後,不難發現他們普遍都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。榮光之處,可以是地理環境,可以是自由公平的制度,亦可以是國人素質。這樣說或許很虛無,但不難在日常接觸察覺得到。當然,香港的情況再特殊一些,經歷過百年的殖民地身份再回歸組國,無論對宗主國抑或祖國,都有種似近若遠的距離,對於身為英國海外國民、中國人抑或香港人,都有種難以產生共鳴的身份認同危機,再加上紅色教育仍然未有在本港植根,這亦可能是港人愛國情懷,始終與內地同胞有大段距離的原因之一。

當你去到海外,你會說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嗎?十居其九也會說自己是香港人。國家機器近年著手整頓教育界,希望在教學範圍及教材中,加入被修飾為國民教育的愛國教育、紅色教育,然而這些統籌教育改革的推手,卻似乎以為愛國只要說得多、說得密,人就自然會愛國起來,方法錯、心態錯,愛國教育成效自然不彰。說實在,如果不斷重複洗腦就有成效,《心繫家國》宣傳片不會播放了十多年,仍然只停留在「播新聞前會播國歌」的層面。

相對於硬銷,軟實力似乎效果明顯得多。2014年佔中後,香港又回復到原點。本來,北上消費已成為了年青人的假期日常,每逢周末,深圳的星河COCO Park、萬象城等大型購物中心內外,喜茶、奈雪の茶、探魚前,排隊的都是一群群香港年青人。再看看他們的娛樂,如懿、甄嬛成為他們煲劇之選。淘寶、微信、支付寶等,更早已融入生活,中港同化似乎成為大趨勢。政治上,西九兩次補選,建制派均成功取得議席,泛民碎片化的聲音不絕於耳,建制更劍指19年、20年的區選及立會選舉,預期可乘勝追擊。原本,只要甚麼都不用做,港人就會逐步被同化。然而,一場反送中運動,年輕人寧願戒掉喜茶、撇甩淘寶,也要與中國劃清界線。沉默的港人為捍衛核心價值,利用選票在區選踢走建制。這些都是在反送中前難以預計、但又並非毫無徵兆的結果。

某駐港機構的高官近日說:「作為中國人,愛國不是一種選擇,而是一種義務,更是一種正道」。回想12年前的北京奧運,甚至更早的中國太空人訪港,港人對中國並不抗拒,甚至因國家富強而漸生愛國之心。然而這份愛國情懷,卻是一點一滴地因眾多事端而被破壞。葉劉說,開放過多自由行種下了中港矛盾的禍根,這或許只是個起點。過去十多年,大批內地客湧入香港,雖然帶來龐大經濟價值,但同時也增加了兩地居民的磨擦,更驕縱了內地人「老子有錢就是王」的心態,令港人漸生反感。更多自由行來港,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,當問題大到觸發矛盾,而又不嘗試化解,套用外交部圖章式的發言,就會「傷害了人民感情」。

兩地資源的爭奪,亦激發更多矛盾。內地專才來港,港人從來不抗拒,更認為有助於推動各行業發展。就算是內地土豪來港搶奶粉、搶名店包包、搶買樓,香港奉行自由經濟,只要有錢,難道阻止他們血拼嗎?不,商家們、地主們更感激流涕,努力為人民幣服務。然而每日150個的單程證名額,促成大批內地基層來港生活,他們申請綜緩、輪候公屋,帶來了沉重的財政壓力、房屋問題。港人上繳的稅款,除了成為向新移民傾斜的的派糖措施,更成為政府為獻媚而興建的大白象工程的成本。以上種種,港人看在眼裡,記在心裡。

職場上,似乎沒有甚麼行業能避免內地人的進佔。若果是工作能力極出色的內地專才,憑本事晉身高職,當然合情合理。然而面對更多的情況是,內地人將他們習慣的裙帶關係、阿諛奉承的一套人事處理手法,也一併帶來本港。大量公司的大量部門,只要有內地人高層,就會出現一些如阿總的姪子、經理的舅仔等動不得、卻又無貢獻的人頭,更有甚者,有部分裙帶人士更喜歡作威作福,反打壓努力工作的職員。這些職場上的風氣轉向,亦是另一個加深中港矛盾的源頭。

至於政治上,更不用多說。以前的建制派,代表人物的曾鈺成、陳婉嫻,是深信背靠祖國能令香港更趨美好的有識之士,說話擲地有聲,就靠立場不同,也是言之成理。今日的建制派,卻是一群趨炎附勢的庸才,元秋、假博士等,不單能力欠奉,更只懂如錄音帶機般跟著指揮行事,欠缺獨立思考。部分建制人物,更挑戰市民對公職人員的期望底線,像允許調查對象修改調查文件的周議員,竟然至今仍毫無後果,還夠膽在議會上侃侃而談。當政權的擁護者,竟然是一群欠缺素質的庸才,你能期望人民會多喜愛受這個政權把持的國家?

回首京奧,恍如隔世。或許港人的愛國情懷,永遠也不會回到12年前的高峰,就算口說愛國,也只是看錢份上的利益性愛國,又或是屈服於脅逼之下的恐懼性愛國。義務和權利,從來是雙向的;若果愛國是義務,人民享有的權利是甚麼?當集會、遊行、發表反對聲音的權利亦逐漸失去,甚至連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權利亦失去,談何義務?

羅仕揚